[摘 要] 區域發展不平衡是我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產生和存在的基本依據。我國區域不平衡的形成有其歷史、現實、政策和市場的多重原因，東部沿海地區的全面競爭發展新優勢則是主要因素。重構和實現區域平衡關系重大、勢在必行，但絕非易事。必須用政府之力扭轉市場之手，實現我國生產力在空間布局上發生有利於平衡的歷史性根本改變。為此，區域政策必須調整和重新設計。

　　社會主要矛盾命題的提出，具有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鮮明特色，體現了中華文明的獨特傳統。它是立足於人民主體的唯物史觀，基於人民需要和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對社會主要問題的總體性判斷，是發展和改造社會的基本依據，彰顯了中國共產黨的初心不變、理想追求和使命擔當。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和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轉變，標志著我國即將邁入共享發展成果、實現共同富裕的新時代，意義重大而深遠。作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最重要和集中體現的區域關系，正在上升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甚至主要方面，必須重點關注和解決。調整區域關系，加快欠發達地區發展，重構區域平衡，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重大歷史性抉擇。

　　新時代需要我們站在新的歷史方位，根據新情況，用新視角、新觀念和新要求，對我國當前和未來面臨的重大現實問題，得出新的看法和結論。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就是這樣的邏輯結果。支撐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和存在的依據眾多，其中區域發展不平衡和收入分配差距是兩大基本依據，區域發展不平衡則至關重要。

　　從區域視角觀察，我國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突出表現為一種區域性現象，區域發展不平衡是這一矛盾發生和存在的基本甚至主要依據。東部、東北、中部和西部四大區域板塊之間，在經濟總量、人均產出和收入水平上，呈現出明顯的發展差距和梯度下降，東部與西部之間差距大，東北和中部發展不充分。一是經濟總量。2015年，全國GDP是68.55萬億元，東部六省市（北京、上海、江蘇、浙江、山東、廣東）是29.69萬億元，佔全國43.3%，幾乎接近全國一半﹔其中東部四省是24.88萬億元，佔全國36.3%，人口佔全國的24.88%。同期的西南、西北10省市區GDP是11.02萬億元，佔全國的16.07%，人口佔全國的21.7%。西南五省市區GDP少於廣東，與浙江持平﹔西北五省區遠低於浙江，幾乎隻有廣東一半。二是人均產出。2015年全國人均生產總值是4.999萬元，其中省市區最高的天津是10.797萬元，省區最高的江蘇是8.799萬元，最低的省區甘肅是2.616萬元，江蘇是甘肅的3.36倍。東部四省人均生產總值是7.275萬元，西北五省區是3.97萬元，最低的西南五省市區是3.59萬元，東部四省是西南五省市區的2.03倍。[1]

　　同時，工業企業分布坩埚、金融資源分布、稅收來源也呈現明顯的區域不平衡和差異性特征。輕工業、加工業和新興產業、高科技產業主要集中在東部地區，其他地區總體出現了工業的結構性塌陷和收縮，有的甚至出現去工業化趨勢。

　　社會事業發展不平衡也主要表現為明顯的區域性特征。我國著名高校主要分布在東部及中部、東北地區，西部地區很少，不少省區處於空白狀態。全國排位靠前的著名醫院，基本都集中在東中部地區，西部多數省區榜上無名。西部地區的基礎設施尤其是交通，除個別省區，在全國最為落后，與東部差距巨大。人民的需求也表現出明顯的區域性差異特點。東部地區人民需要多樣化多層次多方面的特點更為突出，西部相當部分的農村居民，還處在小康與貧困的邊緣，對物質生活和基本生存保障的需求，遠遠大於其他需求。西部地區又是我國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區，從民族視角觀察，改變西部的貧困和落后面貌具有民族平等和團結進步的特殊意義。

　　從收入視角觀察，收入分配差距大、勞動工資收入增長受到抑制，是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甚至主要表現之一。自20世紀80年始，我國居民收入差距開始迅速全面擴大。最重要的標志是，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長期高居0.45以上而不下，高於西方發達國家0.1~0.2排挤系数，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依然在3倍左右徘徊（2015年是2.95倍），城鎮居民高收入家庭與低收入家庭之間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高達5倍左右，而且財產和財富積累的差距擴大速度，遠遠超過收入差距。[2]

　　國民收入分配中，勞動者工資性收入增長受到長期抑制。2015年全國勞動者報酬為34.616萬億元，佔當年GDP的50.497%，甚至有一個時期處於下降趨勢。以居民消費為主的最終消費支出是我國目前經濟增長的主動力。2015年我國經濟增長6.9個百分點，其中最終消費支出的貢獻率達59.9%，為4.1個百分點，最終消費支出中，居民消費支出佔73.4%，政府消費支出佔26.6%。[3]這種狀況嚴重抑制了國內市場需求，對經濟長期發展不利。

　　從區域不平衡與收入差距的關系來看，區域發展不平衡對收入差距的形成和擴大具有直接的重要影響甚至根本性作用。東富西窮、南富北窮是中國目前發展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的地域性特征。中西部人到東部和沿海，多數是依靠勞動力打工，沿海人到內地相當部分是投資經商。2015年，全國居民人均收入2.197萬元，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79萬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1.772萬元。人均最高的省市區上海4.987萬元，最高的省區浙江3.554萬元，最低的西藏1.225萬元，浙江是西藏的2.9倍。按區域分，東部四省2.891萬元，東北地區2.101萬元，中部地區1.844萬元，西北五省區1.617萬元，最低的西南五省市區1.570萬元，呈現明顯的區域梯度分布，東部四省是西南五省市區的1.84倍。東部和西部城鎮居民收入相差1萬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相差5000元，東部農村是西部農村的1.57倍。[4]全國目前的農村貧困人口和深度貧困地區，也主要聚集在西部。生存環境惡劣、生產生活條件艱苦、生產方式落后低下，與東部、中部、東北廣大農村和平原地區相比，差異非常明顯。西部地區城鄉之間的差距更大。西部地區的城鄉居民低收入水平，拉高了全國總體的基尼系數，加劇了收入不平衡的程度，也擴大了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

　　總之，我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以區域為單位發生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對其他方面的差別形成具有決定性影響，是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產生存在的基本和主要根據。實現區域平衡協調發展，是新時代的內在要求，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必須把實現區域平衡協調發展，放到更加重要的戰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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